瘟疫是古人对急性传染病的一种统称，一直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头号大敌。一次严重的瘟疫，堪比一场惨烈的战争。世界上所发生的瘟疫数不胜数，一些重大瘟疫，如欧洲黑死病、西班牙大流感等，甚至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。
同样，我国历史上瘟疫不断，在与瘟疫的抗争中，中医理论不断发展，学术流派不断创立，中医智慧在瘟疫防治中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包括今年年初的新冠肺炎，中医尽己所能，投身于战“疫”的攻坚战中，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。
回顾历史，清代温病学大家辈出，叶桂、薛雪、吴瑭、王士雄均对瘟疫进行了系统研究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，将温病学发扬光大，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，因而被后人称之为“温病四大家”。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四位医家的学术理论及战“疫”经验。
叶桂
叶桂，字天士，生于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。出生于中医世家，其祖父、父亲都为当地名医。在叶天士十四岁时，其父亲去世，后跟随父亲的门人朱某学医。叶天士勤奋好学，只要医术比自己高明的医生，都愿意行礼拜之为师，在之后的十年间，他先后拜十七人为师，吸取众人之长，且融会贯通，诊疗疾病疗效很高，不到三十岁就医名远播。所著《温热论》代表了叶天士治疗温热病的思想。
叶天士根据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，细心研究温病的发展变化规律，在他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一整套温病理论，并总结出治疗法则。
首先，他接受了吴又可“温邪从口鼻而入”的观点，观察到温病初起有表证阶段的存在，提出了“温邪上受，首先犯肺”的认识，并根据表证不解，可以入里或热扰心神的不同，得出了“卫之后方言气”、“逆传心包”的看法。气分里证不解，可扰乱心营，进一步动血耗血，发展为营分血分证。因此，叶天士创立了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法，将温病学的理论形成系统。
不仅如此，叶天士还在临床实践中总结出“在卫汗之可也”“到气方可清气”“入营犹可透热转气”、“入血直须凉血散血”的治疗原则，奠定了温病的治疗大法。
在叶天士之前，虽有不少医家致力于温病学的研究，但均不及其理论认识完善，直至今日，他所创立的卫气营血辨证仍被后世医家所沿用。因此，叶天士被后世称之为温病大家。
薛雪
薛雪，字生白，号一瓢，与叶桂同郡同时代。因其母患湿热之病，乃肆力于医学，技艺日精，尤擅长治疗温热病，与叶桂齐名。正因于此，两人难免有些摩擦，早年薛雪又号扫叶山人，后因薛雪治好了叶天士母亲的病，两人成为至交好友，常一同探讨医理。薛雪所著的《湿热条辨》与叶天士的《温热论》论述了温病的两大类型，互相羽翼，各有千秋。
薛雪认为，湿热病是外感热病的一大类型，与时令节气密切相关。他明确提出脾胃是湿热病最易损害的脏腑，湿热病的产生与脾气的虚实有关，如果脾伤而不健运，湿浊痰饮停聚，内湿素盛，再感受暑热之邪，最易留着而病湿热。
对于湿热病的证治，薛雪十分注重其属表属里、偏湿偏热、在上在下与寒化热化等诸多区分，既运用表里分证，又结合卫气营血、脏腑辨证，同时还夹杂伤寒六经辨证，融多种方法于一炉。
例如，他对湿热表证的认识，认为分三种，一为湿邪伤表，宜用藿香、香薷、薄荷、牛蒡子等以散湿；二为湿在肌肉，宜用滑石、茯苓皮、苍术皮、藿香叶等，三为湿热侵及经脉，宜用地龙、秦艽、威灵仙、海风藤等。湿邪偏重，以温燥化湿、扶阳逐湿为第一要义；湿热并重，需湿热两顾，或辛泄中佐以清热，或祛湿清热兼顾；热邪偏盛，则当以清热泻热为急，但又需细细区分在气在营在血之不同。在论述伤阴伤阳及余邪为病等各种变证时，薛雪提出了补阳、养阴、益气、生津诸法的配伍。用药强调清热不碍湿，祛湿不助热，扶正不碍祛邪，祛邪当扶正等。
薛雪对湿热病的治法活泼多变，选药不拘泥于成方，成为后世治疗湿热病的楷模，影响极其深远。
吴瑭
吴瑭
吴瑭，字鞠通，生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，一生历经多次瘟疫流行，亲人亦死于瘟疫，因而致力于温病的研究。他潜心专研，结合自己的临证体验以及历代医家对温病的认识，著成《温病条辨》一书，专门论述温病，使温病学从理论到临床更臻于完善，自成系统，较叶天士、薛雪又进了一步。书中创立的“三焦辨证”是继叶天士发展张仲景六经辨证、创立卫气营血辨证法后，在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上的又一创举。
吴鞠通认为温病的病机是从三焦而变化的，上焦病主要是指肺与心病，中焦病是指脾与胃病，下焦病是指肝与肾病。他论述三焦病证，并不排斥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，而是将其辨证思想融入其中。如认为上焦病，有卫、气、营、血分之不同；中焦病亦有气、营、血分的不同表现。卫气营血辨证分辨表里，三焦辨证分辨上下，一横一纵，相互配合，相得益彰，使温病的辨证更加准确与具体。
吴鞠通还创立了清热养阴的基本大法。他认为，温为阳邪，最易化燥，因此应时刻顾其津液，治疗始终以救阴精为主，因此有“温病忌汗”之说。
叶天士临证往往信手遣方，固定处方较少，但对吴鞠通很有启发，吴鞠通经过匠心巧运，创立了许多配伍精良且实用的方剂，如银翘散、桑菊饮、清营汤、清宫汤、三甲复脉汤、五汁饮、大小定风珠等，皆为后世医家极为常用的方剂。
王士雄
王士雄，字孟英，清朝嘉庆光绪年间人。曾祖父以下皆行医，王孟英一生经历多次温热病的流行，对温病的认识极其深刻，补前人之不及。他一生勤于著述，所著《温热经纬》一书，汇集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温病学诸名家的学术观点，并对内容加以解释评注，阐发己见，对后世颇有影响。
王孟英对天地之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属性进行了深入研究，特有发挥，认为风火暑属阳，寒燥湿属阴，但风有风寒与风热，燥有凉燥与温燥，湿有寒湿与湿热，而暑纯阳无阴。
霍乱在清代频发，王孟英对于该病早年即有研究，著有《霍乱论》，而后霍乱病一再流行，其诊疗经验日增，遂在旧论基础上加以重订，又著《随息居重订霍乱论》，对霍乱的病因病机多有阐发，颇有见地。
王孟英提出霍乱分为时疫霍乱和非时疫霍乱两种。非时疫霍乱多是脾胃素虚之人，湿浊饮食所伤，致使挥霍缭乱，吐泻交作，属于寒霍乱。时疫霍乱多因蕴湿之人感受疫邪，湿热停驻中焦，脾胃升降之机阻滞，清浊相干，发为吐泻，为热霍乱，具有流行性。热霍乱，湿甚者，治以胃苓汤；热甚者，桂苓甘露饮；火盛无湿之人，感湿邪而病者，方用白虎汤、六一散。寒霍乱，病轻者，可用藿香正气散；湿盛者，可用胃苓汤加减；兼表证者，用香薷饮或大顺散。
王孟英对前人的学术观点并不盲从，善于吸取新知，客观提出己见，遂成为温病学派的著名医家之一。
各代医家对瘟疫研究的脚步从未停止，从《黄帝内经》有关温热病的记载，到张仲景、孙思邈、吴又可等名医的不断发展，直至清代“温病四大家”，对于瘟疫的防治已近大成，已拥有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，温病学派进入成熟阶段。可以说，中华文明绵延至今，历经无数次瘟疫的侵袭仍屹立于东方，中医药的力量不容忽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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